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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TVN收視率與評分成正比的規律,這部劇成為高口碑爆款應該也只是時間的問題吧? 作為政治運動的受害者

發帖時間:2019-11-13 06:54

作為政治運動的受害者,本著TVN碑爆款應該鄧小平顯然比毛澤東更注重穩定及秩序。他曾經以典型的鄧式語言得出結論:本著TVN碑爆款應該“今天這個上街,明天那個上街”的社會是沒有辦法搞建設的。在鄧看來,所謂穩定,首先是共產黨內部的穩定,是他賴以推動改革的官僚權力體系的穩定。“只要共產黨內部不出亂子”,中國社會的穩定似乎就是囊中之物,探手可得。這個推論在改革初期中國仍然是一個完好的全能政治國家的時候,顯然是正確的。這當然也是鄧從文革及89年的痛苦教訓中得出的經驗。在鄧眼中,文革合1989年的動蕩無不是從共產黨內部的爭執所引發的。所以,與其說鄧小平注重政治及社會穩定,倒不如說他看重共產黨本身的穩定,看重一部高效政策執行機器的穩定。這兩樣東西,在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領導人鄧小平那里,根本就是一回事情。

中國在全球競爭中競次手段,收視率與評遠不止于人為壓低的工資價格,收視率與評也遠不止于土地收益、財政收益的贈送。對環境破壞的容忍,對自然資源的消耗性開發,對本國市場的讓渡,對本土經濟的歧視性待遇等等,都是這種競次方式的體現。事實上有太多的證據表明,在中國贏得“世界工廠”美譽的同時,中國的環境破壞、能源消耗率、自然資源消耗率都已經達到令人難以忍受地步。而這,正是“世界工廠”得以奠定的基礎。中國長達26年的經濟增長不是在一個穩定的制度框架內發生的,分成正比而是在中國社會全面轉型的非均衡背景下發生的,分成正比這就是那些建基于穩定制度環境之中的“經濟學”很難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我們不能將中國的經濟增長簡化為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更不能將其簡化為一個所謂的經濟學問題,而必須在我們的理解中納入那些在中國轉型背景中起關鍵作用的非經濟變量。(或者說政治和社會變量)否則,我們就可能迷失于那些過濾了事實的概念以及建立在這些概念上的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經濟數據之中,而無法逼近中國經濟增長的歷史真實。許多所謂中國經濟的悖論即由此而來。在那些貌似理性和科學的概念叢林中,我們將越來越遠離中國改革的經驗事實,將越來越遠離中國經濟的真問題。在我看來,在中國長達26年的經濟增長之中,有兩個因素最為活躍,第一是官僚集團的集體行動,另外一個則是市場活動的不斷擴展。這是驅動中國經濟不斷增長的兩個輪子。是故,中國的經濟增長實際上可以被概括成“官僚+市場”的簡單模型。其基本解釋是,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實質上包括兩個基本內容:其一是政治官僚按照傳統方式單獨組織經濟增長的過程;其二則是政治官僚默許、督導、參與、推動市場擴展的過程。雖然在26年改革的不同時期,政治官僚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在經濟增長中起到了不同的推動作用,但這并不會影響這種基本圖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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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這種獨特改革模式在90年代的長期持續所引發了另外一個后果,規律,這部即:規律,這部中國經濟中出現了廣泛的“權力經濟”。這種用權力與資本緊密編織起來的畸形經濟成分,混跡于中國漫長的改革過渡之中,已經逐漸成為中國經濟中的惡性腫瘤。其吞噬社會財富巨大的巨大胃口和能力將在未來的中國經濟發展中逐步顯現出來。關于這一點,我們以后還要詳細論述。但我們首先必須清楚的是,亦官亦商的權力經濟,有著極其迷人的表象,在可能的限度內,它可以創造超常的增長速度,這非常吻合中國改革模式的獨特需要。權力經濟創造經濟增長的驚人能力,不僅證明了權力經濟本身的合理性,而且也同時證明了其他改革的不必要性。權力經濟在90年代實現的一浪高過一浪的增長魔術,迷惑了人們的眼睛的同時,也無限期的擱置了中國文化和政治改革的進程。不過,在權力經濟以消耗性速度向前疾馳的并贏得陣陣掌聲的時候,它的另外一面則可能是:末路狂奔。因為,這個經濟的畸形發展正在從各方面悄悄的撕裂這個國家。中國證券市場在1990年代末期的大規模擴張,劇成為高口是行政當局以市場化的名義發動的。但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劇成為高口推動這種規模(也僅僅是規模)擴張的主力就是具有權力壟斷性質的各種官營證券公司、官營基金公司、官營大中型企業以及以民營面目出現的權貴資本。而這些腐敗叢生、資產質量極端惡劣的官營公司之所以能夠迅猛擴張,無一不是因為政府主動或者被動為它們注入了市場信用。正是政府對這些金融機構提供的廉價的隱含擔保及信用注入,構成了中國證券市場巨大泡沫的基礎。當然,有些人更愿意將這種泡沫當作中國證券市場超常規發展的證據。但事實卻是,在泡沫破滅之后的中國證券市場上,政府當初廉價注入的信用,現在已經成為政府巨大而又真實的財務負擔。僅僅南方證券一家,就讓政府背上120億元的真實債務。而正是這家公司,在當初的“牛市”中神速擴張、出盡風頭。熟悉中國證券市場的人都知道,南方證券并不是特例,而是所有中國金融機構的標準模式。從2004年中國證券公司成批量倒閉的令人驚訝的事實中,我們大致可以換算出當初政府在證券市場中的信用輸送,現在究竟變成多少真實的債務負擔。不用說,這又是一個天文數字。應該清楚的指出,這些真實的錢并沒有真正蒸發掉,而是已經變成了官僚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運動中”的巨大利潤。在這個意義上,將中國證券市場的市場化比作一場“蓄意”的洗錢運動倒是頗為合適。中國政治體系中向來就缺乏正常的利益表達機制,也只是時間而在1989年之后,也只是時間各階層利益表達的空間更被壓縮到了極限。由于中國改革模式中對社會穩定程度的極端高要求,任何帶有抗議色彩的利益表達都可能被視為對社會穩定的威脅,因而也構成了對中國改革的威脅。零散的個人抗議如此,有組織的抗議形式則更是變成了“洪水猛獸”。改革一方面將越來越多的人驅離了傳統的共同體,(在城市主要表現為“單位”,在農村則表現為村社,這種共同體對個人的保護作用雖然有限,但仍然不失為一種有組織的壓力集團),另一方面卻沒有為這些分散的、離開了體制內合法團體的個人開辟新的利益表達渠道。中國人領導人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經深刻的認識到,改革是一個利益調整的過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們似乎從來就不想為這種利益調整設置一個安全閥。相反,由于社會穩定從上到下都被作為官員們的重要政績指標,這種表達遭到了比以往更加嚴厲、更加普遍的壓制。所謂“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變成了各級行政部門普遍的行事準則。于是,一個彈簧被史無前例的壓緊了:改革越是劇烈、被拋離分配游戲的局外人就越是多,利益表達的意愿就越是強烈,反過來,表達意愿越是強烈、壓制這種表達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強迫性。對于這種情形,任何具備正常思維的頭腦都會做出判斷:這是一個不可持續的惡性循環。進入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各級政府大門外如家常便飯的小規模靜坐抗議,幾乎已經成為中國改革時代的一道標志性風景,而政府處理這種問題的辦法卻仍然是讓人疲于奔命的一對一談判。當然,更經常的情況是,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而更多的抗議和更強烈的不滿則在不斷醞釀著,生長著。如此循環,直到壓制成本變為政府一個不堪忍受的財政負擔,或者不滿情緒不能被進一步壓制,真正匯成領導人頭腦中那種駭人的洪流。這頗有一點“自我證實的預言”意味。近幾年來,在中國社會浮現出的越來越廣泛的抗議活動,雖然是零散的,無組織的,但并不意味著它們永遠不可能匯集,而這種零散的、無組織的特點,正是這類抗議活動最值的擔心的地方,因為這種僅僅由極端不滿情緒構成的抗議洪流一旦形成,就很可能失去最初的有限目標,所指之處,任何建設性都可能頃刻化為齏粉。2003年自焚浪潮之中所隱含的“玉石俱焚”的破壞性有力的揭示了這一點。而這種前景越是逼近,當局對利益表達的容忍度就可能越低,北京公安當局對天安們系列自殺事件的嚴厲態度證實了這個判斷。起碼在目前,我們還看不到解開這個死結的任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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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7乐彩手机登录中國之所以可以一再以奢侈的方式拯救中國金融,問題其原因在于中國是一個全能政治國家。只要行政當局愿意,問題它就可以在任何時候,動用任何資源來彌補金融漏洞,挽救破敗的金融系統。像中國這樣的大規模的金融救援行動,在任何現代民主國家,如果不是不可能,也一定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來說服選民和議會。因為在那里,動用全民資源去援救一個特殊利益集團,不僅會遭到法理上的強烈質疑,也會在程序上遇到巨大的麻煩。但在中國辦同樣的事情,卻不會遇到任何民意上的挑戰,和任何程序上的阻礙。這種特點一直被許多人固執地認為是集權國家的優越性之一。但不管在什么國家,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這種金融救援行動,都需要動用海量的資源,付出巨大的成本。資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它總有出處。不是來自這里,就是來自別處;不是來自今天,就是來自未來。那么,中國行政當局用以挽救金融的資源究竟來自哪里?他們究竟把壞帳藏到哪里去了?中國最早的民營企業其實就是傳統的農民和城市中的個體戶。他們在1990年代之前能夠成長起來,本著TVN碑爆款應該所憑借的完全是勤奮以及大量傳統體制不屑于作為的市場空白。很清楚,本著TVN碑爆款應該這種幾乎完全建立在人力資本(甚至是純粹的勞動力)之上的發展和積累不可能走得太遠。要取得進一步的發展,就必須借助要素資源的規模化使用。26年以來,中國經濟格局已經天下大變,但有一點卻始終未變,這就是官僚集團對要素的壟斷性使用。在這種隱形市場結構的約束條件下,中國的民營企業要想克復要素瓶頸,更上層樓,與官僚集團的結成某種穩定的利益共同體就勢在必然。否則,他們大概就永遠只能是個體戶或者勤奮耕種但收入微薄的農民。在一個權力壟斷了關鍵經濟資源,而權力又不受監督的社會中,權力就會是一個黑洞,足以將任何東西納入其中。于是在1992年之后,中國的民營企業開始紛紛向權力靠攏,并努力在各種權力的勢力范圍之內,尋找自己的最佳位置。由獨立而贖買,由贖買而結盟,畫出了中國民營企業向官僚集團逐漸靠攏的基本軌跡。在1990年代中后期,在產品領域的市場空白基本被填補完畢,中國的市場化逐漸走向高級化階段的時候,中國民營企業與官僚集團的結盟開始加速,其形式也更加多樣。這種投靠和結盟的結果,就是中國民營企業的性質的蛻變和官僚所有制的出現。這種所有制的一個基本特性就是,由官僚和企業法律上的所有人在一定時期內以一種不公開的形式共同擁有企業的剩余索取權。在這種所有制中,官僚或以賤價出售的土地、或以廉價銀行資金,或以其官場上的影響力或者“關系”在企業中享有收益權。換句話說,權力是作為一種可以被反復使用的關鍵要素而分享企業收益的。一位美國作家注意到了這種情況,他說,“絕大多數的中國企業把注意力集中在培養與上級官員的特殊關系上,拒絕建立橫向聯系,放棄了為長遠利益進行的技術發展和投資。”,可以對這種情況做出經驗性證明的一種現象是,中國企業在任何一個新市場進行投資的時候,首先拜訪的總是當地政府和部門領導,而不是市場。不過,這位美國作者恐怕很難理解中國企業在發展中的獨特困境。這種困境在中國互聯網的三大門戶網站的成長歷史中表現得相當戲劇化。在一個具有如此高成長前景的互聯網行業中,中國的三大門戶網站竟然全部是利用境外資本市場成長起來的。這個具有極大諷刺意義的事例,其實體現了中國企業在利用中國要素資源上的一種普遍的無助。理解了這種無助,我們就不難理解下面這則匪夷所思的新聞了。這則新聞披露:“從事軟件業的內地民企金蝶國際(8133)表示,已和內地建設部合作,成立一家從事內地城市建設及建筑業應用軟件業務的合資公司,……新公司總投資額一千萬元(人民幣.下同),由金蝶方面全數支付,中建互聯則提供有關技術、客戶網絡等”。一家純正的民企和一個純正的政府部門合組商業機構雖然的確匪夷所思,但卻將其中“權私共有”的官僚所有制本質刻畫得入木三分。金蝶案例以白紙黑字的坦率的契約形式曝露了中國“官私共有”的所有制秘密,因而顯得有些極端,但我們并不能據此以為這種所有制在中國不具備普遍性。事實上,在仰融案、楊斌案、周正毅案以及在近年來幾乎是批量生產的民企丑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奇特所有制形式在中國的普遍性和彌散性。完全可以判斷,在那些已經“做大”以及準備“做大”的絕大部分民營企業中,官僚利益集團的收益權已經以一種“結構化”(體制化、長期化、固定化)的方式融入其中。這種結構性的收益與一次性的贖買顯然有天淵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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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于,收視率與評這種緊張、收視率與評不安和憤怒情緒在1989年4月到6月的那個春夏之交得到了一次集體性的充分釋放。然而這一把沖天大火卻是以中國現代史上最為慘烈的悲劇為代價的。它至今仍然折磨著許多親歷者的神經,讓人戰栗而痛苦。作為社會理想和民眾情緒的代言者,中國知識分子成為了“天安門運動”當仁不讓的主角。而他們在整個事件中的表現卻凸現了這個時代的兩面性。

準確的說,分成正比中國的改革是中國共產黨逐漸縮小的其控制圈的過程。這種控制對農民和其他城市邊緣階層來說,分成正比意味著更多的禁錮;而對工人來說,則意味著更多的保護(雖然它同時也帶有強烈的禁錮色彩)。所以,當農民和城市邊緣階層被第一批釋出控制圈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是獲得了自由,因而也獲得了成功。然而,當中國改革轉入城市改革之后,第二批被釋出控制圈的工人卻遠遠沒有那么幸運,因為他們更多的是失去了保護。中國改革在轉入城市之后,實際上就是一個工人逐漸被逐出保護圈的進程。如果我們以中共政治權力為核心,按所有制性質以及在權力基礎中的重要性畫出幾個同心圓。我們就會發現,最接近政治權力核心的是國有大型企業,其次為地方國有中小型企業,最外圍則是各類地方的集體企業。在整個城市改革中,分布在最外圍的地方集體企業最先失去保護。他們甚至在改革之前就已經被打入另冊。我們曾經預計這些企業中的工人將是城市改革中最早的受難者,這一點在90年代中期就已經非常明確。1995年在湖北省26個縣市的進行的一項失業調查現實,集體企業的職工占失業者的比率為69%,國有企業職工占31%。幾乎在同時,在全國35個大中城市中,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增長幅度超過集體企業職工的一倍以上。集體企業職工的工資增長幅度甚至低于通貨膨脹。現在,城鎮集體企業已經成為歷史名詞,他們要么破產,要么已經被“私有化”了,職工中的絕大多數都淪為了無穩定職業的城市邊緣人員。如今的年輕人恐怕已經不知道集體企業為何物了。不過,集體企業職工的遭遇很快就落到地方國有中小型企業的職工頭上。在90年代中后期,中國進行了一場秘而不宣的大規模私有化,主要就是針對地方中小型國有企業的。在這個過程中,大量工人以極低的代價被推入社會,成為事實上的失業人員。這個過程在中國內陸省份進行得非常徹底,強盜私有化的掠奪色彩也非常充分。為企業工作了一輩子的職工幾乎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便被迫成為“自由職業者”。與此同時,官僚利益集團的內部人卻借原國有企業的土地或資產買賣成為“新富階層”。地方國有企業與政治權力核心的距離較遠,在經濟上也不具備戰略價值。而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這些企業甚至成為地方政府的包袱。他們被拋離于政治權力的保護之外,實在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1995年,在保護成本越來越高昂的情況下,中國領導人為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戰略,所謂“放小”正是指的這一批企業。“放”只是一個好聽的說法,其實質是將國有企業職工作為包袱甩掉。這成為中國90年代中后期如火如荼的“內部人私有化”的一個重要的政策背景。而國有企業工人也成為了這種官僚利益集團“原始積累”的首要侵害對象。根據《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提供的數據,中國國有、集體單位職工人數從1990年的1.38億人減少到1999年的9900多萬人。不難推斷,這其中大部分人已經成為毫無保障或者保障很少的失業人員,構成了城市貧困階層的又一重要來源。與進城的農民工相比,中國國有和集體企業失業工人雖然同處中國城市社會的底層,但他們的地位落差要比農民工大的多,受教育程度以及組織性也要比前者好的多。這個區別決定了,如果境況得不到改善甚至繼續惡化的話,他們將是中國城市中首先點燃動蕩之火的一群。事實上,中國城市中已經習以為常的靜坐、示威和抗議活動,主要就是這批失業或者即將失業的國有企業工人所組織的。與無組織的農民工相比,失業工人不太可能成為城市犯罪暴力犯罪的主體,他們主要采取群體性的威懾辦法,比如集體性的上訪、靜坐。工人們在原來企業中所形成的群體關系(比如居住地的集中),為這種活動提供了基本的組織基礎。但如果他們徹底失去了與原來群體的聯系,或者這種以前形成的紐帶不再能夠起到最后的組織和庇護作用,失業工人的生存就會面臨兩種選擇。一是以個人的形式加劇城市中暴力活動,另一個就是結成更有效的新型組織,比如自由工會等等。這是一個很容易推導的結論。縱觀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工人的抗議活動,工人基本上是以原企業為基本組織形式的分散活動,在口號上也是避免采取激怒當局或明顯授人以柄的極端立場。他們的訴求往往是單純的經濟目標,比如要工作,要吃飯。這種訴求既合情,又合理,讓人在道德上根本無法予以拒絕。即使涉及政治性訴求,也往往只是指向某個具體單位,具體個人的腐敗行為,而不將這種訴求拔高到制度與體制層面。這顯示了工人在中國這塊特殊土壤上運作政治的嫻熟技巧。不過,在進入新的世紀之后,中國工人的走向正在開始發生新變化。一方面是城市暴力犯罪不斷高漲,其突出標志就是爆炸、投毒等恐怖事件已經開始走入人們的生活;另一方面則是跨企業、跨行業抗議活動的出現。2002年3月11日,遼寧遼陽市6個企業的5000多名工人聯合行動,走上街頭抗議。這次抗議活動表現出了一系列不同的特點。其中最值得記錄的有如下幾條。第一是跨行業及企業的聯合。這種聯合抗議在90年代幾乎從未出現過。顯然,由于意識到單打獨斗的無效性,中國工人們正在跨越中國共產黨最為忌諱和警惕的“有組織、有預謀”的抗議界限。與“有組織、有預謀”的特點必然聯系在一起又一個特點是,遼陽抗議罕見的出現了工人領袖。這實際上是中國底層社會草根精英的雛形。出于殺雞禁猴和分化的一貫策略,當局逮捕了三位工人領袖。中國當局這種傳統策略并不高明,這很可能迫使這些底層民眾走入地下,從而鼓勵暴力集團的出現。這是一條不應該再重復的常識。在遼陽抗議中所表現出來的第三個特點,是抗議的政治色彩。遼陽抗議的口號已經不再局限與純粹的經濟目標,工人們不僅要求調查市領導,廠領導,而且要求直接與中央及省負責人進行對話。很明顯,工人已經開始從政治的層面來來理解自己的處境并直接訴求政治的解決方案。他們已經意識到,他們困苦是一種政治壓迫的直接后果。歷史一再表明,如果工人的經濟斗爭長期沒有得到合理的結果,他們就會逐漸將斗爭轉向政治領域。在中國,政治斗爭的可能是存在的,而且也是現實的。容易猜想,規律,這部共產黨對核心組閣權的默認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江澤民時代政治成功的某種鼓舞。在1989年之后已經成為唯經濟論信徒的共產黨人看來,規律,這部經濟發展的成功就是政治成功的標準。這種簡單的直覺式推論雖然顢頇,但卻給胡錦濤的治理帶來了極大的方便。胡錦濤不再需要磁場般的個人魅力,僅僅依靠中共賦予核心組閣權的慣例(黨內的政治文化)就可以繼續維持核心模式的運轉。江澤民必須用幾乎兵變的方式打掉楊家將、扳倒陳希同,方能夠真正坐穩核心位置,但胡錦濤僅僅是借SARS之機象征性地免掉張文康、孟學農就順勢繼承大位。其權力繼承過程,不僅比當初江澤民要順利得多,也比人們猜測的要順利得多。而謎底,就是政治慣例賦予胡錦濤的力量。鄧小平是將“核心”禪讓給了江澤民,但江澤民將“核心”傳給胡錦濤則更多是出于慣例的壓力。越來越弱的核心,越來越強大的政治文化慣性,這就是今天中國最高層的政治時勢。

如果不出現出人意表的外力(比如經濟崩潰、劇成為高口民族戰爭、劇成為高口金融危機等等)打擊,胡錦濤的核心權力將很難受到有效挑戰,作為中國政治最高樞紐的中共政治局也將在“保證不翻船”的底線上保持團結。鄧小平如果能夠有幸活到今天,他就暫時不必為“中央自己出問題”而擔憂了。因為,胡錦濤的挑戰已經不是來自政治局,而是來自于中南海之外。如果美林的《全球財富報告》渲染的是一個財富不斷膨脹的中國,也只是時間那幺,也只是時間上面兩起自殺事件則以令人難忘的方式呈現了另外一個中國——一個馬爾薩斯式的古老世界。千真萬確的是,它們同時發生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城市。我們不想在一部分人的暴富和另外一部分人的絕對貧困之間建立必然的因果關系,但這種幾乎天天發生的讓人難以安枕的人道主義災難,卻不能不讓我們去思考:在中國財富分配的黑箱中究竟發生了什幺?

如果說,問題前面27年中國的政治體制的主要任務是維護和推動經濟增長(做大蛋糕)的話,問題那么從此之后,中國的政治體制所受到的壓力主要是如何更加公平的分配蛋糕,甚至是拿回被偷走的蛋糕。而后者顯然要比前者困難得多。支配中國統治機器運轉的政治邏輯正是在這里悄悄發生了變化。這意味著,熟練運用了多年的統治秘笈將遇到新問題。舊游戲結束了。如果說從89之后直到90年代中期,本著TVN碑爆款應該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還是在以個人的方式偷竊的話,本著TVN碑爆款應該那么自此之后,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則是以整體的方式對改革價值進行背叛,并不惜以踐踏道德底線的手段開始搶劫。偷竊還僅僅是趁人不備的時候順手牽羊,就像那一位用房卡偷偷消費一萬元的經濟學家。而搶劫則是以暴力的方式逼迫人們他人交出錢來,就像那一位逼著人家為自己的情婦買單的院士一樣。前者與后者的區別在于,偷竊者是對自己的行為懷有恥感的,而搶劫者則完全不在乎他們的行為是不是道德和合符正義的。當然,中國的知識精英并不擁有暴力,他們只有名望和話語權力,但在話語權力無法奏效而名望又被抵押完畢之后,他們就只能用對自我實施道德暴力的方式來牟取錢財。事實上,在90年代中期之后,這種道德自殘已經成為中國知識精英群體最主要的謀生方式。這意味著,作為一個整體,在欺騙或者乞討的時候,中國知識精英群體已經不再會付出任何心理上的代價。他們已經在整體上被徹底“痞”化,成為分贓體制中最重要、最主動的分贓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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